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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女生学考古来，我每年在复旦上课，选课的女生都比男生多。课间课后来问我能不能去野外考古的，女生比男生更兴致勃勃。是女生比男生更有当考古学家的梦想吗？可另外一个事实又告诉我，毕业后真干了考古这一行的，倒是男生的从业人数比女生多得多。可见，考古是一个非常惹女生喜欢，但又容易使她们华丽转身，并不会被普选为终身职业的行当。有一个曾经跟我在三峡考古的女生，在她后来转行后写的博客里感慨道：“那些曾经因它苦辣酸甜过的考古，就和刻在山坡上的大坝蓄水的水位线一样，被涨高的江水一年年地淹没了，即使它还在那里，我也看不见了，不想见了。”

　　许多原初钟情考古的女生，后来之所以没选择考古为终身职业，不说全部，但很大程度上，是由考古这一行的野外工作属性造成的。野外在常人的概念里，就是远离城市的地方。远离城市的地方，就意味着交通不便、吃住不便、资讯不便、啥都不便。不便到什么程度呢？比如交通，考古去的地界，多是柏油马路都铺不到的乡村。有路，也多是土路，要么晴天尘土飞扬，要么雨天泥泞坎坷。如果一座墓地恰好被发现在山岗上，那可能只有放羊人走出来的羊肠小路可行。我带去野外的不少学生在乡野走惯了深一脚浅一脚的山路，回城后一下子走不惯城里平坦马路的人不乏其见，总有踩空的感觉，不敢迈脚。还有个女生告诉我：“我回城连交规意识都没了，在乡下横着逛惯了，那里只有月亮和渔火，哪来的红绿灯啊！”

　　交通不便其实不打紧，男的能走，女的就能走，体力强点，体力弱些，也都不是特别打紧的事。打紧的是野外工作的安全系数，对女生绝对是个考验。知道考古的都清楚，野外工作要满山遍野搞调查的，要不然怎么能知道哪里住过祖先？哪里埋过古人？哪里发生过战争？哪里是古代的交通要塞？调查时为了增加发现古代遗存的可能性，不能像驴友探险那样一溜排队走，而是要相互分开，独自找，效率才高。假使一位女生，哪怕她胆子再大，那也有遇到虫蛇的时候，还有遇到比虫蛇更歹毒的坏人的时候。危急时刻，如果那姐妹练过武把式，两三人近不了身，一指封喉，也就罢了。否则练过瘦身、瑜伽、街舞、健美操什么的，起不到自救作用，还得把自己搭进去，白扯。

　　即便不搞野外调查，住在村子里做考古，女生每日惯有的洗洗涮涮，也不会方便到像城里自来水那样，左拧热水来，右拧冷水出。野外宿营能有井水就不错了，保不齐只有山泉溪流也不一定，弄不好三五天洗不上澡，也没啥惊讶兮兮的。比这更烦的是如厕，别说抽水马桶，调温便座，有个茅坑给你蹲蹲，那就不赖了，还是男女共用，进出以咳嗽为号。有时候，考古队会为女生每屋配备一两个尿盆，但一般用用还行，假使遭逢生理期或拉肚子的勾当，也是麻烦大了去了，还是得去外面的茅厕解决问题。乡下的茅厕多在屋外，赶上阴天下雨，黑灯瞎火，那出去如厕就深一脚浅一脚，泥一脚水一脚，也不自如。搞不好住宿的老乡家是茅坑连着猪圈那种，伴着猪哼哼解手，也够别扭；再搞不好茅坑门口还存放着一口给老人预备的棺材，那女生的夜半惊魂，可就比恐怖片还大片了。那年我们在三峡考古就碰到过一回，我一个半大老头子夜里打个手电筒，绕过白木棺材时让人胆儿突突的。真不知道跟我一起去的那几个女生是怎么熬过来的，现如今回头想想，不免更生钦佩，禁不住为她们叫好点赞。

　　女性做野外考古不便，由此可见一斑。通常情况下，学校的考古实习多是大拨哄，原来男生多，现在女生多，热闹一次，见识见识，陡增的是人生阅历，抑或好玩。可长年如此这般，就不是每个女生能扛下来的了。结果一次实习就能吓退女生，使其几乎归零也不一定。那些没有归零的个别女生，棒打不走的专业理想主义情怀，后来超过不少男性成为著名女考古学家者，赫赫有名的也有好几位：一位是身材弱小的湖南妹子曾昭燏。她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的官宦名门之家，是清朝名臣曾国藩的大弟曾国潢的长曾孙女。大学中文系毕业先是教中文，1935年自费去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专攻考古学，与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是伦大同学。

　　她从英国回国后被中央博物院聘为专门设计委员，后任总干事，最后荣任副主任。那么主任又是谁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成立之初先后有三任主任：第一任为傅斯年，第二任为李济，第三任为杭立武。而且都是兼职的，甚至有点挂名的味道。只有曾昭燏才是真正的“无冕之王”，是中央博物院真正的“主任”与“英雄”。能做到与傅斯年和李济这种大家比肩，曾昭燏的学术地位和行政能力绝非一般。她后来还一直做到了南京博物院的院长，成为荣列《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30 多位著名学者之列的唯一女性，是中国考古学史上无法不书写的重要人物，流芳当代和后世。

　　说起来，湖南湘乡的曾家一门，在中国近代史上人才辈出，有口皆碑，到曾昭燏已是第四代，与曾国藩相差99 岁。就连一生崇拜曾国藩，“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的，也知道这位女考古学家：“在曾国藩的后代中，还有一个叫曾昭燏。”2009 年南京博物院为曾昭燏举办了百年诞辰纪念会和图片展览会。一位考古学家去世后能被纪念的不少，但能像曾昭燏这样被专门举办生平事迹展的，除了她在伦大的老同学夏鼐先生外，我见过的只有2018 年在故宫举办的“郑振铎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展”，但别看郑振铎是新中国第一任文物局局长，领导了新中国最初的考古工作，但他充其量是位喜欢收藏古董的文物学家，还算不上考古学家。

　　可到了敦煌后，樊锦诗却被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感动了，敬仰油然而生。她去实习时，常书鸿已在敦煌坚守了20 多年。他出过国，见过世面，是在20 世纪40 年代放弃大城市里的教授职位，带着全家到莫高窟的。她想：“这地方，他怎么能待20年呀？没有电，房间吊顶是纸糊的，晚上，老鼠会扑通一声落到床上，毛茸茸的大老鼠吓死人了。连晚上上厕所，也要走很远。根本没有娱乐，一部《列宁在1918》的电影不知道看了多少遍，还是披着军大衣看的。消息很闭塞，平时来个人都会觉得新鲜。我在大城市长大，确实没有想过要在那里干一辈子。”

　　前面说樊锦诗和曾昭燏有点一样，这只是一面。其实，她和曾昭燏还有不太一样的另一面。她没有选择不婚，而是选择把北大同班同学、毕业分配到武汉大学的丈夫彭金章也“拐”去了敦煌。她到敦煌两年后，才和久别的男友彭金章第一次见面。接下来两人结婚，之后两口子长期分居两地，直到两人结婚23 年后的1986 年彭金章才调入敦煌研究院，一家团聚。这一年，樊锦诗已经48岁。她丈夫离开武汉的时候，对同事们说了一句话：“敦煌胜利了！”

　　郑振香最感激的就是恩师裴文中。她曾口述回忆道：“是裴先生培养了我们。我们还在专修科的时候，裴先生就给我们讲过关于原始社会的课，除了讲课之外，裴先生还常常领我们到周口店参观，把他的工作状况讲给我们听。当时清河挖了一个汉墓，裴先生也领我们去参观，看得多了，对考古自然就有兴趣了”。“参观武官大墓，对我也很有影响，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重要发掘，当时郭沫若正在研究古代史分期的问题，他认为武官大墓可以作为奴隶制的一个依据。我也是在那个时候看了很多郭老的书。”

　　1959 年，毕业后的郑振香来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因为喜欢田野考古，所以从1962 年开始离开繁华北京，来到中国考古圣地安阳殷墟工作。1976 年安阳农村在殷墟遗址重点保护区搞“农业学大寨”，要平整土地。而平整土地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平整掉那些高土岗子。为了了解这些土岗子下面是否有遗址或墓地，郑振香带领考古队开始钻探。哪知一直钻不到底，不少工人都泄了气。可钻探到7米多深的时候，探杆突然往下坠，把探杆探到底，慢慢提上来，探铲带上来一铲鲜红的漆皮。一个工人发现里面有东西，一把抓过来拿到旁边的水渠去清洗，发现是一个玉坠。这下可以确定，下面肯定是有墓葬了！

　　2016 年，首都博物馆举办了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特展，名为《王后·母亲·女将》，概括了妇好一生的三个角色，一国之后是她的社会角色；母亲是她的家庭角色；巾帼英雄是她的历史角色。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展览开幕的那天，年近90 岁的郑振香还应邀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现场，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郑振香隔着展览柜子的玻璃，又一次见到了她几十年前亲手发掘、研究过的文物。对于这位著名的女考古学家而言，默默无语的文物是那样的熟悉，她那心底最柔软的部分荡漾出了一份母亲般的柔情：“好多东西我也很多年没看过了，特别想念它们。”

　　要之，中国的女考古学家里，又岂止上面列举的这三位呢？即便她们的同辈里，光我认识的也不止于此。何况还有更多默默工作的女性考古工作者。我相信她们坚守的结果，尽管未必个个成名，成为考古“超女”，但至少实现着她们生来的兴趣、爱好和理想。换言之，考古不是一个非常适宜女性做终身选择的职业，但女性一旦选择了这行，能做出的名气却往往比男性大得多，演绎出的故事更具有传奇色彩，能实现的人生理想也不比其他行当的成名女性概率小，比如妇产科的林巧稚，比如建筑行的林徽因，比如作家里的张爱玲，比如油画界的潘玉良，比如科学界的吴健雄，比如政治界的，比如考古界正在就读的那些心怀理想的女生们……多乎哉？不少也。

　　哈丽特·博伊德·霍斯1871 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早年曾对政治学和历史学感兴趣，但后来转向古代世界和考古学方面。在她的性格和愿望里，要去野外现场考察，要去那些曾经被认为是没有妇女工作的地方工作。结果，她在希腊克里特岛发现了一座保存状况非常完好的米诺斯文明遗迹，为她在学术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伦敦的《泰晤士周刊》这样评论博伊德：“在近东地区由一位女士，尤其是一位美国女士去指导完成了一个成功的考古勘察，这事发生在妇女解放的那些日子里是不足为奇的。”

　　其实，到1945 年博伊德逝世时，全球已有为数不少的女考古学家相继进入到这一专业领域，包括前面说的中国女考古学家曾昭燏。外国的考古巾帼，可以历数的，还有英国的格特鲁德·卡顿·汤普森（Gertrude Caton Thompson）。她曾在埃及进行考古发掘，提出了大津巴布韦文明是由非洲人自己创造的著名观点。而更具传奇性的，据说2003 年第二次海湾战争之前，上至五角大楼的决策者，下到海湾前线的美国大兵，人人必看一个英国女考古学家写的伊拉克日记。这本书的作者就是格特鲁德·贝尔（Gertrude Bell）。1868 年她出生在英国，18 岁时考上了牛津大学，成为牛津大学首位获得历史学学位的女性。她也爱上了考古学。可在那个时代，没谁敢娶一个获得牛津大学学位的才女。嫁不出去的贝尔只好继续学习，包括自学波斯语，并前往中东地区游历、调查、考古，撰写过很多有关中东地区考古、建筑、文化的著述，甚至在她的帮助下还建成了巴格达考古博物馆，她还担任了巴格达文物局主任。

　　如果说上述女性都与早期考古有缘，或者说大多通过与考古相关的传奇性活动实现了自己的个体价值的话，那么，还有一个家族中居然有两三代女性连续从事考古或人类学的工作，那就是被誉为“考古、人类学第一世家”的利基家族了。在这个以研究古人类和古生物著称的英国家族式科学家的组合里，女性取得的考古方面的成就丝毫不逊色于男性。祖母一辈的玛丽·利基（Mary Leakey）于 1936 年随丈夫路易斯·利基（Louis Seymour Bazett Leakey）选定了坦桑尼亚境内的奥杜瓦伊峡谷作挖掘地，通过一系列轰动性的发现，他们提出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观点。

　　利基家族的第二代传人理查德·利基（Richard Leakey）和妻子米薇·利基（Meave Leakey）继续努力，找到了证明他们上一辈人推断结果的重要化石证据。利基家族的第三代传人，1972 年出生的路易斯·利基（Louis Seymour Bazett Leakey）从小就受父母熏陶，对考古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希望了解智人走出非洲并分散到世界其他地方的过程。他最热衷做的事不是看电影和逛商场，而是和母亲一起挖骨头：“能和妈妈一起挖掘古人类，是最让人兴奋的事情之一。”现在，利基家族的第四代已经诞生，这个小女孩是否会继承利基家族血液中对考古的热爱？为利基家族增添新的荣耀？我倒是愿意相信这两个字：会的。

　　历数学界考古女性，谁说巾帼不如男儿。而今，女性考古学家在考古学界的配角地位，非但早已得到了改变，从2007 年起，在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考古单位的倡导和组织下，以“女考古学家的思考与实践”等女考古学家为主题的学术会议相继召开，2010 年和2018 年举办的两届“女性考古与女性遗产”学术研讨会，出版了学术论文集。女性考古与女性已成为新时代的女考古学家们展示个人才华和群体风貌的绰约舞台，让我们看到了女性考古工作者与女性遗产工作者们更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