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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认为，根据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在排除影响对比文件后，通过比对2020年6月公证机构采集的“智慧大屏”与“课堂3.0智慧大屏”，计算哈希值确定检材与样本中相同的文件、相似的文件，计算出相同或相似文件的数量占安徽某软件公司软件的97.25%，占安徽某教育科技公司软件的88.33%。在对比公安机关调取的双方软件（2018年3月“智慧大屏”版本和2018年12月“课堂3.0智慧大屏”版本）的目录结构和源代码文件，在排除影响对比文件后，通过文件检索、软件对比分析确定相同、相似源代码文件数占安徽某软件公司参与对比的非公知源代码文件总数为27.8%，占安徽某教育科技公司参与对比的非公知源代码文件总数为13.8%。通过鉴定，被诉侵权软件与权利软件具有一定的相似度。根据在案证据可以认定安徽某教育科技公司未经安徽某软件公司的许可，部分复制了权利软件，安徽某教育科技公司应当对其部分复制权利软件的行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强某等四人与安徽某教育科技公司具有共同侵权的故意，并共同实施了侵权行为，应共同承担侵权责任。

　　安徽高院二审认为，案涉权利源代码系具有相对独立功能的独创性表达，属于著作权的客体，应受到著作权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保护。开发项目的终止并不必然导致案涉软件权利的丧失。且案涉权利代码系强某等四人在安徽某软件公司任职时所开发，属于职务行为，权利人应为安徽某软件公司。根据鉴定结果，被诉侵权软件与权利软件具有一定的相似度，根据在案证据可以认定安徽某教育科技公司未经安徽某软件公司的许可，部分复制了权利软件，安徽某教育科技公司应当对其部分复制权利软件的行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安徽高院认为，强某、王某、鲁某、刘某均为安徽某软件公司前员工，也是直接参与权利软件开发的人员，与案涉权利软件具有接触行为，从安徽某软件公司离职后成立或加入安徽某教育科技公司，继续做智慧大屏项目，将安徽某软件公司的“智慧大屏”软件源代码非法复制并提供给安徽某教育科技公司，该公司明知道该源代码属于安徽某软件公司但仍然接受该代码，用于安徽某教育科技公司的智慧大屏软件。强某等四人与安徽某教育科技公司具有共同侵权的故意，并共同实施了侵权行为，应共同承担侵权责任。因在案证据难以证明安徽某软件公司因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和安徽某教育科技公司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结合复制权利软件的比例，综合考虑软件类型、价值、侵权行为性质、侵权后果等因素，并参照安徽某教育科技公司的销售金额，原审判决并无不当。安徽高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规范市场秩序，需多方协同发力。一方面，企业应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通过签订保密协议、建立代码管理体系、明确离职人员技术资料交接流程等方式，筑牢知识产权“防护墙”。另一方面，从业者需坚守法律底线，认识到软件源代码作为智力成果受法律严格保护，离职后应尊重原单位知识产权，通过自主研发、合法授权等正当途径开展业务，切勿触碰侵权红线。此外，司法机关应持续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依法打击恶意侵占他人技术成果的行为，为科技创新营造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